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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妇女维权途径的创新

论我国妇女维权途径的创新    

中国建国以来在“男女平等”的实践上,成果是巨大的,但是,当我们用性别的视角审视女性地位时,仍会发现在很多方面两性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女性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从法律角度来看,我国的法律虽然没有歧视妇女的条款,但是,在法律追求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忽视男女两性的特点、状况和社会环境,任何不带性别歧视的中性政策,本身就难逃歧视之嫌。从社会环境来看,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着对妇女的歧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并没有成为历史。如妇女承担着人类生命生产的职能,对人类的繁衍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她们对于人类的贡献至今未得到文明社会的认可和合理补偿。从生存状况来看,自然人口出生比差异不大的男女两性在资源占有上却存在较大落差。如表现在就业方面的女职工下岗多、下岗女工再就业难、女大学生分配难、农村女劳动力转移滞后;在受教育的水准上女性文盲多、女性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少、女童失学、辍学严重;在健康方面女性保健水平较低、劳动保护措施较差、贫困地区女性生存环境较为恶劣……从大众传媒来看,某些传媒制作者极少性别意识,更多性别定势,甚至性别歧视,包括某些女性制作者也缺乏这种意识等等。
以上海为例,据上海市统计局2004年监测统计资料显示,人口素质、社会保障、合法权益保障三个领域妇女发展状况有明显改善,但是经济参与、政治参与、生活质量三个领域仍需加强。另外还存在许多具体问题:
(l)妇科病患病率有所回升,艾滋病感染人数有所上升。妇女健康状态映了妇女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受益程度。
(2)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凸显。2004年,妇联系统婚姻家庭信访受理案件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比重为9.6%,比上年上升0.8个百分点。
(3)婚检率大幅下降。随着强制婚检的取消,2004年上海市婚检率仅3.37%,政府加大了宣传力度,部分区县还采取了免费婚检等措施,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总体尚不能令人满意。
(4)妇女的合法权益仍需得到进一步保障。司法保护指标是衡量妇女社地位的重要标志,为妇女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的保障。2004年,上海市伤害妇儿童案件破案率为75.2%,比2003年上升了3.3%,强奸案破案率为70.8%,2003年下降了2.6个百分点。抢劫妇女儿童案件破案率为58.6%,拐卖妇女案件破案率较低。
(5)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下降,女干部发展状况不均衡。2004年,在职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比重比2003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升势头出现反复。
(6)登记失业人口中女性比重上升,女性就业的整体层次仍然较低。2004年,全市264.41万在岗职工中,在岗女性职工人数101.21万人,占全部在职工的38.3%。比2003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登记失业人口中女性比重上至45.2%,比2003年上升了4.3个百分点。女性的失业与再就业问题更趋突出。另外,女职工就职的整体层次仍然较低,就业层次相对失衡的情况也日益凸显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尖锐,部分妇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边缘化。
从以上这些资料来看,即使在国内发达的城市上海,妇女权益的保护也是一个需正视和解决的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更好,更有效地维护妇女权益,实现男女平等。
要更好地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争取男女平等,就需要跳出传统的偏向于就事论事的“个案化维权”的框框,争取从社会公共政策的角度实现女性维权的“源头化”,即不是着眼于个别案件的处理,而是实施针对不特定对象的妇女群体的普遍化维权措施。而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讨论妇女维权途径的创新,不能局限于讨论公共政策的条文规定,必须从公共政策形成的全过程,即从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和方案抉择,以及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评估等全方位的考虑政策的社会性别效应,避免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缺失,更好地维护妇女群众的利益。
下面就提高我国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意识,实现妇女维权途径的创新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避免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缺失,需要提高社会大众以及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对社会性别的敏感性。为此,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性别的主流化,提高社会尤其是决策部门对社会性别的敏感。其次,在政策形成过程中要注重建立性别平等指标体系,改进性别统计工作,完善妇女群众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具体政策制定方面,要维护妇女的劳动就业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维护妇女的人身自由权利等等。在政策的实施和评估方面,则需要加强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公共政策的控制、监督和社会性别评估机制。这些措施的效果,体现在妇女群众个体身上,则是其人力资本的提升。
1 大力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提升公共政策对社会性别敏感度
(1)建立性别平等指标体系
要把女性的问题进行“问题化”,需要对女性的发展状况以及男女平等的状况有适时、全面的了解。由于我国性别平等统计指标体系仍不健全,需要根据《中
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一2010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
和《行动纲领》、“千年发展目标”以及联合国有关国际组织召开会议制定的一
系列有关性别发展目标,编制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反映世界性别潮流观点
的性别平等指标体系,指导国家有关部门和各地区开展性别统计工作。力争建
立起一个比较科学、完善的性别统计制度,为我国尽快建立国家分性别统计数
据库奠定基础。
(2)完善妇女群众利益表达机制
根据性别统计资料所揭示的“问题”来维护妇女群众的利益,还需要有畅
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传递妇女群众的利益需求。妇联成立至今己50多年,作为
性别组织,在妇女维权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深得妇女姐妹得信任。可进一
步赋予它以下法定权力:调查发言权;评议质询权;调解仲裁权;公益诉讼权;评议考核权。
2注重维护妇女劳动就业权利
在当今世界,人人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而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劳动,因此劳动权被认为是生存权。推行对妇女就业的性别歧视,实质上是剥夺了妇女的劳动权,在某种意义上应看作剥夺了妇女的生存权;因此一定要从保护人权的高度反对在就业方面的性别歧视。为了切实解决劳动就业方面的性别歧视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l)加大执法力度,防止和惩处性别歧视行为。 (2)提高妇女职业技能和权利意识。 (3)拓展低教育程度者的就业空间。如果学习日本等一些国家已经实行过的对某些职业、岗位限制最高学历的做法,可以有效避免高学历人才屈就,低学历人才就业空间遭压缩的困境。(4)借鉴《合同法》中的缔约过失制度,制裁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3维护妇女社会保障权利
(1)分步骤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由于男女不同龄退休从多方面影响了女性群体养老保障等方面的利益,因
此,需要根据我国就业年龄人口数的变动状况,提高女性法定退休年龄。
另外,国家在制定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时,可注重弹性原则,赋予妇女“自主选择权”,即在胜任工作的情况下女性按照法定的退休年龄退休,而女性不能胜任工作或虽能胜任但本人不希望继续工作的,可以选择提前退休。对于知识型、技术型、综合领导型等高专业技术素质人员,应放宽他们的法定退休年龄,以保证本人身体健康和自愿为原则,充分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同时有效缓解当前我国存在的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
(2)着手建立正式的遗属保险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财力允许我们着手建立正式的遗属保险,将遗属生活保障问题全面纳入社会保险体系是大势所趋。推行遗属保险是个长期过程。在设立遗属养老金时,我们可以先关注婚姻内,再关注婚姻外,即首先针对有退休金老人的无退休金配偶,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案中将遗属养老金一并考虑。遗属保险保障的是整个家庭。由于女性寿命一般长于男性,遗属收益对于单身妇女的基本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遗属养老金也可以先考虑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再考虑父母。
(3)完善生育保险政策
生产行为由女性完成,生育责任则是男女共同承担的。因此,生育保险不仅与女性有关,与男性也有关系。比如体现在生育保险费等由男女共同承担等。不过,男性不仅是生育保险费的承担者,男性同时也应该是生育保险的对象。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男性作为生育保险的对象,或者说,男性享有生育保险的权利主要表现为:有权休育儿假和父育假,做节育手术有权享受生育保险。育儿假由父亲和母亲共同享有,假期一般紧接着法定产假(或母育假),父母双方可以商定由某一方休假照顾婴儿。这两种假期的目的是要改变由母亲单方面休假抚育婴儿的传统做法,让父亲也承担一份养育婴儿的责任。目前,全世界有40左右的国家规定了父亲的育儿假。我国对晚育的男方也实行为期7天左右的带薪休假。但时间太短,建议加长至适当时间。
另外,生育女性处于失业状态,或她的单位无力为她投保,而她的丈夫参
加了生育保险的,允许他们把妻子的孕、产费用拿到自己单位报销。
确立生育医护费用定期浮动机制。在《生育保险办法》中增加关于生育医
护费用定期浮动机制的内容,如两年一次根据实际生育医疗费用支出的情况确
定新的生育医疗费的支付标准。对遭遇难产、子宫外孕等情形,其医疗费用远
远超出生育医疗费支付标准的部分,也可以考虑建立机制,适当解决困难,达
到生育保险的目的。
4维护妇女人身权益
(1)完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公共政策
我国已经有十多个省市通过了地方性的反家庭暴力的法规,但到目前为止,
我国没有一部全国性的统一的反家庭暴力法律。而且,家庭暴力的定义应该扩
充,除身体虐待外,也应把精神虐待及遗弃或疏于照顾未有能力自我照顾者视
为暴力的一部份。另外,对家庭成员的定义,除配偶、同居男女及未满十八岁
的儿童外,前配偶、前同居者及同住的直系及姻亲家庭成员也应包括在法律保
障范围内(以便处理已离婚一方在探视子女时施行暴力情况)。
除了上述家庭暴力防治的法律内容的完善之外,预防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
方面的公共政策内容,还可以包括:
①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根据受害妇女的经济困难程度,为有需要的妇女提供免费诉讼代理。
②对与家庭暴力相关的医护系统、检察系统、警察系统、法院、媒体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培训,使其认识家庭暴力和虐待议题,学习体贴受害者,具备较强的社会性别意识。
③建立反家庭暴力医疗网。医疗体系在家庭暴力的救助中就不能袖手旁观。但现在很多公立医院如受虐妇女邻近社区的地段医院并没有完全纳入家庭暴力验伤单位。不但这些医院的验伤硬件设备并不到位,而且软件的改变也十分缓慢。因此,沟通医疗体系,建立反家庭暴力医疗网;加强医护人员的培训应是医疗界的当务之急。
④规范接待、处理受虐案件的程序和工作标准。在具体的办案、审理过程中要尊重受害人的隐私权、体贴受害人、改进相关的专业技术。如设置专门的“妇女法庭”,建立规范的接待、处理受虐案件的程序和工作标准等。
(2)修改有关法律条文,消除司法政策中的性别歧视
鉴于前面所述我国刑法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建议修改相应的法律条文:
①将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修改为拐卖人口罪,
收买被拐卖的人口罪。
②将强奸罪修改为性暴力犯罪。最主要的理由是如上所述的强奸罪有歧
视女性的倾向。其次,同样从立法技巧看,性暴力犯罪的面要比
强奸罪的面广。
5加强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机制建设
(1)提升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地位
鉴于目前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在政府行政序列中地位不高,应当明确
规定各级妇儿工委作为政府的工作机关,独立设立。同时进行赋权:协调、推
动有关部门执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监督、检查有关部门实施保障妇女
权益的法律法规;研究、决定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并督促有关部
门执行;参与制定和修改涉及保障妇女权益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检查、监督有
关法查处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办理其它有关保障妇女权益方面的具体事项。
授予其受理权、监督权和督办权,使其有权依照有关规定对不履行保障妇女权
益职责的部门和个人实行检查监督和追究责任。从而使妇儿工委的地位和职能
法律化,成为保障妇女权益,管理妇女事务的权威机构。
(2)提高维权手段的工作效能
①发展各种类型横向维权组织;②完善司法的群众监督机制。③构建妇女维权三个系统。
(6) 建立和完善公共政策控制、监督和社会性别评估机制
公共政策的运行机制是否合理、健全是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它是以政策的制定、执行、控制、监督、评估和完善等环节为主要元素的。目前,我国在政策运行中存在执行、控制不力,监督机制薄弱,公众参与缺位,评估主体虚位等缺陷。
(7)重视女性人力资源能力的开发与建设
21世纪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力资源能力是最主要的综合国力决定因素。女性人口占我国人口的半数以上,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女性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女性在经济、政治中的作用。
我们还必须清楚认识到,在制定保障女性生存和促进女性发展的各项政策时,要坚持科学、民主的原则,尊重女性代表的意见,并不断完善女性领导干部和科技研究人员的培养机制。在保障女性基本生存权利得到有效实施的同时,要重视女性人力资源能力的开发和建设—既要重视维护妇女眼前的基本利益,又要保障其长远发展利益,加大教育投入帮助女性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提高劳动技能、竞争能力和创造能力,促进更多的女性成才,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我国妇女维权的传统途径和方法如信访、发生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后的法律援助、国际援助计划、社区服务机构等等,己为实践所检验,给众多的妇女带来了福社,但是很遗憾这些途径都有一定的滞后性,它起着事后补救的作用。因此,要更好地维护妇女的合法、正当的权益,争取男女平等,就需要跳出传统的偏向于就事论事的“个案化维权”的框框,争取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实现女性维权的“源头化”。维护妇女权益的价值基础是男女性别平等。而用公共政策来阻止侵害妇女权益的发生却是更高层次的福社。
由于妇女维权途径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妇女维权的创新点在于源头维权,只有制定了在充分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的、拥有正确性别意识的相关的公共政策,才会使妇女维权有根本性的保证。所以我们必须用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审视现有的公共政策,对缺失的部分加以矫正。当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讨论妇女维权途径的创新,不能局限于讨论公共政策的条文规定,而必须从公共政策形成的全过程,即从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和方案抉择,以及公共政策制定、实施、评估等过程中,全方位考虑政策的社会性别效应,避免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缺失,注重性别意识的体现,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促进经济社会与妇女事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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